岳飞与张灵甫的待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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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面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先贤韩非子曾说：对于功，要赏；对于过，要罚，赏罚都必须分明、及时，让大家和其本人知道为什么赏、为什么罚。这应该就叫“信”。历史之价值，就在于一个“信”字。一部可信的历史，不在于把谁说成了什么，而在于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独立、客观地记下了当时的人和事。关于是非功过，后人评说时能有最接近于事实的依据可资查阅。 岳武穆公给我们留下的实在太多，有岳母刺字之“精忠报国”；有气壮山河之“还我河山”；还有年仅十余岁既勇冠三军、二十出头即被朝廷虐杀的岳云、张宪；有小商河一战以三十余骑血战金兵三万，壮烈殉国后，火化其遗体“得箭镞两升”的杨再兴；有秋毫无犯的岳家军；还有，当然还有“莫须有”......于肃杀冬日儋仰阆中城外嘉陵江畔锦屏山上的张宪祠，当读到他被秦桧党羽“掠至遍体鳞伤竟不伏”时，仍不胜嘘唏。 关于岳武穆公，在现今中国，还有更新的思维提出对他的疑问----“他是否算得上民族英雄”？是否其只是一个宣扬种族仇恨的种族主义“暴力狂”、“吃人肉的野蛮匹夫”？ 以这等新思维来看，张灵甫先生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更加令人不能容忍：一个戴罪效命于军前的“贼配军”式的人物，居然敢力敌大日本皇军，拒绝“大东亚共荣圈”的美好理想、妨碍中国“改革开放”（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殖民一直是以“帮助朝鲜搞改革开放”为旗帜进行的）。 本来，把岳武穆公与张灵甫先生相提并论，也许本就是不适当的。因为，至少在“新思维”之前，岳武穆公依然是以一位忠义之士的形象被传颂了近千年。而张灵甫先生，似乎根本就只是一个“积极参与打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甚至也许连“战犯”的资格都不一定有。 不过，从“打内战”一事来说，岳武穆公的功绩也许也不一定就比张灵甫先生少。众所周知的“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的洞庭湖钟相、杨么的农民起义就是被岳家军血腥镇压下去的。还有“万人敌”杨再兴，就是岳爷爷在讨伐“山贼”（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招降的。 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内忧外患，岳爷爷领着岳家军一班弟兄（私人武装？=军阀？）东征西讨，对内野蛮镇压农民起义（？），对外血腥推行种族主义（？），为一个腐朽落后势力的代表----南宋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这个角度，岳武穆公是不是也和张灵甫先生一样有着“反动透顶”的历史？这样来看，岳武穆公的最终被勒死在风波亭、张灵甫先生的最终被击毙在孟良崮的石洞中都属“罪有应得之死有余辜”？ 那么，为什么岳武穆公就能被传颂千年，而张灵甫先生却只在一部关于孟良崮的战争电影中被很不体面地提及呢？ 从“正面形象”来说，岳武穆公的“精忠报国”，是为千古楷模。当然，历代统治阶层也需要他“死而无憾”的“愚忠”。张灵甫先生在万家岭大捷（叫“血战万家岭”更贴切）中，以一个戴罪立功的团长身份（还是“杀妻”这等为女权主义者所切齿的罪名），身先士卒，从张古山后绝壁（网友有误，山后若有“小道”，英明神武且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不会注意不到）攀援而上，以奇兵夺占张古山，为万家岭一战告捷立下大功。当然，这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杀人犯在挣表现”。 听说张灵甫先生是西安人，幼好书法，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所奇，后又“跑到北京，考入北大历史系，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但因对学生的软弱深为不满，故投笔从戎......”（摘自网友“74师”所贴的“74军战史”）。 从这一段来看，可知如下三点：1、张灵甫先生从小聪明好学、才气过人，如果资质一般，即便成份能到“富农”，最多也只能混进北大当个校工，而不可能“考入北大历史系”。2、张灵甫先生从小就和国民党人有勾结，有攀附权贵、思想反动的个人历史。3、张灵甫先生以文化人身份“投笔从戎”，有国难当头“精忠报国”的成份，也不排除“深受封建思想毒害”、“投机时事”的可能。 从我以上的“思维混乱”（其实都是我近年所看到的别人的观点）可以看出，对一位历史人物，如果一定要从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立场去看，一定能得出甚至完全不同的结论。就如抗战中的桂军、川军、滇军、西北军、东北军等等，他们是军阀武装，国民党中央军也是“反动武装”，但从“九一八”到“八一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曾为抗日而流血牺牲！从抗战中的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抗日的个人和武装就是中华英烈、是不朽的人！从日本人和内奸的角度来看，这些抗日的个人和武装都是死有余辜的、是对“先进”的东西抱抗拒态度的落后的腐朽势力。 就如同对于“清兵入关”，有人会以其“促进民族融合、摧毁了腐朽的封建势力、出现了盛世”来大肆歌颂；也有人会因其杀人数千万、“文字狱”荼毒至今、晚清卖国史如其对汉民族的血腥迫害史一般罄竹难书而切齿难眠。 所以我认为，对历史事件、尤其历史人物，应该以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的眼光去评判，以当时那个时段的“我们”的感受去评判。否则，就如有人所问：“世界大同之日，是否‘民族英雄’都成了‘反动派’？侵略者都是伟大的先知？”以此类推，人类既然常怀“世界大同”之美好理想，是否就应该从现在做起，主动为一切侵略者引路搭桥、敞开大门、箪食壶浆并献上自己的头颅和女儿----如果阿哥们、太君们有此等雅好或生理需要？ 一个人，是否有“打内战”的历史，我认为，应该以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应该冷静看待“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成因，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几个王朝当真是和平过渡的？内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悲剧，也是当彼艰难时事的个人的悲剧。每个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以此观之，内战结束之日，就应该是国内和解之时。而金与宋、后金与明，则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战争，从始至终都伴随着血腥的种族仇杀、清洗、与迫害。从女真到满族，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几百年血腥杀戮，最后满族成为现今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因为那段历史而对满族进行迫害来“复仇”，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战争中的勇士都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历史，就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不可能改变，正视过去，首先是对自己的尊重。 如果岳武穆公之“打内战”（镇压农民起义）是其“精忠报国”理论与实践之一部分，我认为这也并无损其“民族英雄”的光辉。镇压各地的义军，巩固了一个腐朽怯懦的小朝廷，也为岳武穆公父子招来了杀身之祸，即为岳武穆公“打内战”付出的代价。同样，张灵甫先生之“抗日英雄”的英名，也不应被其“打内战”、“杀妻”的恶名所掩盖。“杀妻”，是刑事案，不是政治立场问题，且已依据当时的法律受到了惩处，法制建设已经进步到连黑帮老大的人权都要保障的今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难道永世都是罪人吗？“打内战”，则直接令张灵甫先生兵败身死，数十年后还在电影中充当“反面人物”。但其曾为“抗日英雄”，为民族独立与自由如岳家军的先辈那样浴血奋战的历史，还有多少后人记得？ 其他如内战中身亡的吉星文将军（与佟鳞阁、赵登禹等人并肩血战于卢沟桥和宛平城）等人、内战中兵败被俘的廖耀湘将军（中国远征军）等人、以及内战中战败后逃出大陆的孙立人将军和杨森将军等人以及他们麾下那些当年在抗日战场上前赴后继却连名字都不一定留下的士兵们，既是“反动的旧式军人、甚至军阀”，但也曾在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中为了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子孙后代的幸福拼力死战、流血牺牲，令日寇闻风丧胆、令世人不敢再小视我为“东亚病夫”。 向后代全面、客观地讲述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言行事迹，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值此抗战结束六十周年之际，希望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基于历史的责任感，全面客观地评价六十年前那些为了我们今天能享受电脑、空调与互联网而筚路蓝缕、浴血苦战、为民族独立自由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 仅以此文献给在历次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战争中英勇奋斗的先烈们！我们不敢忘记你们，也永不会忘记你们为国家和民族所做的一切！ 采石工 03/15/2005.am. 注：说张灵甫先生属“刑满释放”，是依其当年因“杀妻”被判刑（无期？），后因抗战暴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提前释放所有属“非政治犯”的军人，令恢复军阶、戴罪立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故也应属“刑满释放”。否则，被“提前大赦”的日本战犯是否也应捕回以完成刑期？“侵略战争罪”比之刑事罪应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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